新华网北京７月５日电 今天出版的光明日报刊登了署名益多的文章《从“四个不支持”看中央对达赖的政策》，全文如下：

７月３日，新华社发布消息，透露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统战部部长杜青林会见达赖喇嘛私人代表甲日·洛迪、格桑坚赞等人时强调，中央对达赖喇嘛的政策是一贯的、明确的，对话的大门始终是敞开的。达赖喇嘛要是真的希望在有生之年为国家、为民族、为西藏人民的福祉做有益的事，就应公开、明确承诺并以实际行动不支持干扰破坏北京奥运会的活动，不支持策划煽动暴力犯罪活动，不支持并切实约束“藏青会”的暴力恐怖活动，不支持一切谋求“西藏独立”、分裂祖国的主张和活动。此次中央与达赖方面的接触备受境内外关注。其中，中央对达赖的要求从“三个停止”转变为“四个不支持”尤为引人注意。笔者查阅了今年５月中央有关部门与达赖私人代表在深圳接触后的表态，“我们希望达赖言行一致，真正停止分裂祖国的活动，停止策划煽动暴力活动，停止破坏北京奥运会的活动，为下一次接触商谈创造条件。”这两者有何不同呢？

从内容上看，此次增加了“不支持并切实约束‘藏青会’的暴力恐怖活动”的内容，这一变化具有特殊意义。众所周知，“藏青会”是达赖集团内部公开、顽固坚持“西藏完全独立”的组织，也是目前达赖集团内活动最为活跃的组织，其许多成员进入达赖集团重要机构和权力核心。今年拉萨“３·１４”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以及此后藏区发生的一些严重违法事件，“藏青会”均是主要组织、策划、实施者之一，且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即使在５月４日中央有关部门与达赖私人代表在深圳接触并提出“三个停止”要求后，“藏青会”仍然我行我素，打着效忠达赖喇嘛的旗号，变本加厉地进行一系列分裂破坏活动。５月６日，“藏青会”开始在一些国家搞所谓“西藏独立火炬”接力活动，公然声称“主要目的是要求全世界负责任的公民和政府站出来，抵制北京奥运会，并帮助我们夺回我们失去的独立”。仅６月１９日一天，“藏青会”组织１６００余人，分７批冲击我驻尼泊尔使馆领事部并在使馆附近滋事，数次冲击尼警方防线，严重威胁我驻尼使馆人员安全，部分“藏独”分子甚至试图抢夺警械。如果任这种组织的暴力恐怖倾向继续发展下去，不仅构成对中国、对世界反恐大局的威胁，而且也使素以“和平”、非暴力自居的达赖非常难堪。不支持“藏青会”这一条，使“停止策划煽动暴力活动”更加具体、更有可操作性。

“四个不支持”更突出了对达赖方面应采取何种行动的具体要求。今年５月４日胡锦涛主席访问日本前夕接受记者采访时讲，中国有句古话，叫“听其言，观其行”。我们判断一个人的立场，不仅要听他说了什么，而且要看他做了什么。这些年，人们看到，达赖一边表示支持北京奥运会，一边又对一些人干扰、破坏北京奥运会的活动视若罔闻；一边宣称反对暴力恐怖活动，一边又对“藏独”分子赤裸裸的暴力恐怖活动不加任何谴责；一边说不赞同“藏青会”等组织的极端活动，一边又辩称他们的言行与自己无关；一边宣称放弃“西藏独立”，一边又为各种“变相独立”的主张涂脂抹粉。这种态度，实际上是对反奥运的、暴力恐怖的、分裂主义的行为的纵容和支持。中央和全国人民对此看得很清楚，是无法容忍的。达赖如果真想使接触商谈取得进展，就必须以实际行动取得中央和全国人民的信任。

由此可见，“四个不支持”不表示“三个停止”的要求有什么变化，也不是其简单重复，而是“三个停止”的具体化，同时，也更加便于达赖公开接受。如果连“四个不支持”这样简单的、常理性要求都不能接受、不能办到，那么还有什么接触商谈的诚意可言呢？

这次中央有关部门与达赖方面的接触还有很多新的变化，体现了中央的善意。一是达赖的私人代表事隔多年后再次来到北京，全国政协副主席杜青林予以会见，给予相当礼遇。二是专门安排参观北京奥运场馆，中央有关方面用心颇为细致。三是安排与藏学学术机构进行座谈，便于客人更加全面、客观地了解国内和藏区方方面面的情况，从而对中央的政策有一个更加深入的理解。这些对达赖私人代表不会不有所触动。

回顾中央与达赖方面接触的历史，中央对达赖的政策是一贯的、明确的。１９７９年邓小平会见达赖的二哥嘉乐顿珠时提出，“根本问题是西藏是否是中国的一部分，对与不对，要用这个标准来判断。”针对达赖１９８７年在美国发表所谓“西藏和平五点计划”；１９８８年在欧洲议会发表所谓“斯特拉斯堡七点新建议”，中央在１９８８年再次明确指出，“西藏独立不行，半独立不行，变相独立也不行。”１９９７年，江泽民主席进一步提出，只要达赖喇嘛真正放弃分裂祖国的立场，停止分裂祖国的活动，公开承认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承认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就可以与达赖喇嘛就其个人前途问题进行接触商谈。中央的立场一以贯之，始终没有改变。

笔者认为，其中有两点非常重要。第一，中央在原则问题上是坚定的。达赖领导的所谓“西藏流亡政府”完全是非法的，世界上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承认它。达赖及其“西藏流亡政府”代表不了西藏人民，中央也不可能与之讨论什么西藏政治地位、社会制度等早已解决的问题。第二，中央对达赖始终是留有余地，给予出路的。尽管多年来由于“藏独”势力的捣乱出现了各种复杂的情况，但中央始终保持与达赖的接触。从１９７９年到现在，先后安排达赖的代表和亲属２０多批回国参观，２００２年以来，达赖的私人代表已经８次与中央有关部门接触，并曾赴西藏、广东、上海、云南、广西等地参观。所有这些，都是希望达赖能够真正认清形势，向中央的要求和我国宪法的规定靠拢，做出正确的选择。

笔者注意到，杜青林在此次会见中特别强调，“在西藏，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绝不会动摇的”。中央这句话已经不知讲了多少遍，达赖方面应予深思，并以积极的行动响应中央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