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中国青年报》1月29日报道，近日，各地教育主管部门下发了一系列“禁补令”，在学生负担重、学习费用高被普遍诟病的语境下，这本应受到公众的好评，但是，一项对12800多名参与者的调查却显示，52.2％的受访者对教育部门的“禁补令”明确表示反对，38.6％的人觉得，无论是否收费，都会鼓励孩子利用课余时间补课。反倒是14.4％“说什么也不补”的人成了少数派。

    事实上，匪夷所思的调查结果不过是一个尴尬既定事实的数据化表现而已，即教育主管部门三令五申的“禁补令”总是在家长“阳奉阴违”的“游击战”中沦为一纸空文。对此，不能轻率地指责教育主管部门的“执法不力”，更不能无原则地苛责家长在抵制增加学生负担问题上的“集体无意识”。毕竟，如果说教育主管部门的“禁补令”是出于减轻学生负担的考虑，那么家长对“禁补令”的“集体抵制”则是出于孩子前途的考量。

    矛盾的产生，使得问题的症结很容易被归结为：何以减负“禁补令”的理智总是被家长为孩子前途而担忧的冲动所绑架和肢解？真正的问题就在于，两者所预设的价值目标不是并行不悖的，而是南辕北辙的。虽然教育部门一直在宣称“禁补令”能够减轻学生负担，但负担的减轻并不能提升学生的竞争力，尤其在应试教育大背景下，“减负”的结果是学生考试竞争力的减弱，由此带来的一系列后果就是孩子要输在起跑线上、孩子无法分享优质的教育资源甚至影响日后在社会上的竞争资本等等。此种情况下，与其说家长应该顺应教育“减负”政策的号召，倒不如说政策的说教远比不上孩子前途值得家长放在优先考虑的位置。

    这其实意味着，当素质教育的能力考核暂时还无法取代应试教育的“知识储备”时，“禁补令”所谋求的减负目标，与家长所谋求的子女前途的价值目标是势不两立的。因此，只有在推行素质教育的层面上，才能谋求教育主管部门和家长在“减负”问题上的共识。（志灵）